上周二至周五（4月22日至25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訪問浙江引起輿論廣泛關注。4天時間，李家超一行密集走訪“杭州六小龍”、浙江大學杭州國際科創中心、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總部導，瞭解科技創新、醫療發展、智慧城市等；4月24日，李家超出席了浙港高層會晤暨“浙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浙港兩地在13項重點合作領域共51個項目上達成共識，簽署了4份涵蓋科技創新、住房安居、經貿合作以及青年發展範疇的合作協議；4月25日，李家超在寧波出席投資香港推介大會，見證12家浙江企業跟香港簽約合作項目。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是“浙港合作”的推動者，他對李家超“浙江之行”寄予厚望，並派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霽和相關部門負責人赴浙江參加相關活動。

浙江省對李家超“浙江之行”高度重視。省委書記王浩、省長劉捷出席了多場活動；副省長盧山親自到機場迎接，並陪同李家超參觀；寧波市四套班子領導全都出來，與李家超共話“甬港情，一家親”；浙江許多企業都“拿出看家本領”展示給特區政府代表團。

那麼，李家超此次率團訪問浙江有何深意，他與香港管治團隊主要官員看到了什麼？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角度觀察分析。

為什麼選擇浙江？

時下，香港的內外發展環境發生巨變，通過就任近三年的實踐，李家超對習近平主席“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的指示領悟更加透徹，他多次表示，香港兼具國家和國際兩大優勢，要當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縱觀其施政重點，他善於把國家戰略、香港實際、內地亮點、國際環境、發展潮流五個方面貫通起來思考問題，尋找“有為政府”的突破方向和著力點。

在中央涉港部門推動下，李家超帶領特區政府選擇與浙江建立長期合作機制，主要有如下考慮：

其一，浙江是創科大省，香港急需發展創科。習主席、黨中央對加快實施“人工智能+”行動高度重視。“杭州六小龍”已成為全球科技型企業的標桿。“六小龍”包括：深度求索（DeepSeek）、宇樹機械人、強腦科技、群核科技、遊戲科學、雲深處科技，分別代表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的一流水平。對香港來說，浙江在這些新賽道和新領域的優勢，正是香港發展所需。李家超就任以來，力推創科發展，政府對創科的投資不少，但發展創科僅靠“砸錢”是不夠的，到浙江“取經”，尤為重要。

其二，浙江是外貿大省，浙港共同面臨外貿環境的不確定性。近來，美國實施所謂“對等關稅”，破壞了全球貿易秩序，不少外向型企業面臨困境，浙江正通過多種方式穩外貿、拓市場。香港是浙江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重要平台，當“浙江加工—香港轉口—國際市場”這條線路受到嚴重影響時，兩地聯手破局，可化解風險挑戰。

其三，浙江和香港的合作基礎深厚，未來合作空間仍然廣闊。香港是浙江外資第一大來源地，是浙江對外投資第二大目的地，也是浙江第一大服務貿易合作夥伴。截至2024年底，香港在浙江省投資設立32199家企業，合同外資3938.3億美元，實際外資2050.3億美元。浙江在港投資3181家企業（機構），對外投資備案額197.03億美元。

其四，“寧波幫”與香港有深厚情結，是推動兩地發展的重要力量。祖籍寧波的香港企業家不少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成為實業報國的民族棟梁。李家超“浙江行”專程到寧波舉行推介活動，他在寧波品嘗現烤菠蘿包與絲滑港式奶茶後笑言：“一口菠蘿包，半部奮鬥史。寧波與香港的緣分，是味蕾共鳴，更是血脈里的傳承。”——這句話生動形象、非常到位，道出了香港與寧波的深厚情結。

浙港兩地有哪些契合點？

把浙江放在全國來看，民營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高、機制靈活、營商環境好，是其鮮明特徵。這與香港有相似之處，浙港兩地更容易“讀懂”對方。應該說，這也是李家超對浙江“一往情深”的原因之一。具體來看，浙港至少在以下方面高度契合。

其一，發展創科，強強聯手。香港作為一個僅1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擁有5間世界百強大學，且研究型大學佔比龐大，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研發實力雄厚。浙江的應用型創新非常出色，形成了支持創新、包容失敗的政策體系和文化氛圍，造就了創新型企業“鋪天蓋地”、創新成果層出不窮的局面。李家超在參觀“強腦科技”時，觀看殘障人士現場演示使用智能仿生手，撰寫毛筆字、彈奏鋼琴，揮灑自如，他贊不絕口；在參觀“宇樹科技”時，他邀請其到香港發展，並笑言：“我不是『請』你們過去，而是『搶』你們過去”。求賢若渴之情，溢於言表！

其二 ，浙企出海，香港“導航”。浙江省副省長盧山形象地說：“香港將成為浙江全球化的『超級導航』”，這個比喻非常恰當！“浙港合作”不局限於產品貿易、服務貿易，還可把浙江的科技成果和應用場景透過香港分享給海外，這是一個新的貿易業態。比如，杭州“城市大腦”中的智能交通系統非常受海外歡迎，但應用產品出海時，內地方案和海外需求並不完全適配，可把城市大腦“杭州版”改造為“香港版”，再轉化為“國際版”。

其三，金融需求，香港提供。在美國對華貿易戰受挫的情況下，不排除惱羞成怒的特朗普政府會採取極端做法，把中資企業趕出美國股市。隨團出訪浙江的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樺深有感觸的說：“為預防不測，香港應盡最大努力，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內地企業提供上市需求，特別是浙江企業，一頭連著長三角的製造業，一頭連著國際市場，融資需求會更大。”

其四，浙江經濟，香港借鑒。浙江的科技創新成果，已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比如，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設，浙江大學醫學院的醫療診治、以及文化旅遊行業等，香港城市人口密集，交通壓力巨大；香港醫療水平世界一流，但“人工智能+醫療”剛剛起步；香港文化旅遊業態急需升級。這些方面都可借鑒浙江經驗。

浙港合作如何“貢獻國家”？

“一國兩制”實際進入新階段後，李家超及特區政府作為香港治理的“當家人”，時刻思考如何在“貢獻國家”上謀篇破題。觀察此次李家超“浙江之行”，具體事項聚焦兩地合作，決策意圖體現“貢獻國家”。

李家超在訪問浙江期間表示：“香港擁有豐富的國際貿易網絡和營運經驗、多元人才和國際一流的專業服務，我們正部署為內地企業提供新供應鏈服務，並帶領企業開拓新興市場，突破美國封鎖”。在寧波的投資推介大會上，李家超引用出生於浙江的明朝學者王陽明的話：“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他說：“只要我們堅定意志，共同努力，必能讓東海浪與香江潮共築華章。”——這些話體現出其大視野、大格局、大氣度。

從貢獻國家的視角看，浙港合作的意義重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浙港合作，為中國打破美國圍堵“開路”。在美國揮舞關稅大棒、擾亂世界貿易秩序的大背景下，浙江企業面臨的困局，也是所有內地企業面臨的困局。香港以浙江為切入點，幫助“浙企出海”，積累的經驗可以複製到內地其他地方，亦可助力所有內地企業“出海”。

其二，浙港合作，為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探路”。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可看作“兩條線”，一條線是鍛造“大國重器”的國防軍工體系，包括，衛星、航母、核潛艇、導彈研制，由大型科研單位“挑大梁”。另一條線是民用領域的科技創新，由眾多的民營科技企業“唱主角”。浙江的科技創新優勢屬於後者，這條線上的科技創新對於國家同樣重要。香港的研發優勢、融資優勢、國際市場推廣優勢，疊加浙江的應用型創新優勢，是一種“完美組合”，可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探一條路子、立一個標桿。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隨特首考察浙江結束回到香港，馬不停蹄向香港青年宣傳浙江的創新熱土，鼓勵年輕人到浙江的創業生態感受一番，在香港也造就千軍萬馬奔騰的局面。

其三，浙港合作，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聯動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發展都是國家戰略，二者的“聯動度”越高，對於促進“內循環”、擴大內需的正向作用越大。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不僅要在大灣區擔當重任，還應在促進大灣區與其他區域聯動上出力。從“浙港合作”開始，未來可以把“聯動發展”的文章做大。

夏寶龍主任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格外關注，他多次對特區政府官員強調，“融入”不等於“爭取中央支持”，香港還要主動與內地省份對接，攜手發展，實現共贏。今年春節假期，夏寶龍專程前往浙江幾家成功的科創企業調研，囑咐他們與香港業界切磋琢磨、各取所長。

李家超“浙江行”釋放的信息量很大，其效應也將在日後逐步顯現，值得香港各界關注。

（本文作者是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