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屠海鳴：滬粵出招發展經濟 對港有這些啟示兔年新春，動若脫兔。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市的上海，以及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迅速行動，競相發力，令人注目！ 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上海市召開2023年全市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大會，推出改善營商環境的10項行動32條政策措施。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在講話中指出：“深化高水平改革開放，敢為開路先鋒、先行示範引領、勇於突破攻堅。” 也是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召開，主會場1,000人，有半數以上來自企業；通過視頻，參會總人數達2.5萬人。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致辭中指出，依託粵港澳大灣區這一重要動力源，“必定能再造一個新廣東、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這是3年疫情結束後的第一個春天，也是一個新的起點。東望，浦江春潮湧；北望，嶺南春來早。滬粵兩地的新舉措、大動作，令人眼熱心動，也給香港以諸多啟示。 “敢為”與“再造” 推動改革 上海早就被定位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敢”與“創”，標註了這座城市的主基調。今年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10周年，許多“敢”與“創”的故事就發生在那裏。在這一輪競爭中，上海自貿區要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深化集成性改革和制度型開放。所謂“集成性改革”，就是改變以往“零敲碎打式”的調整，系統謀劃、整體推進，令改革的實效更大；而所謂“制度型開放”，就是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變革，建立與國際市場相適應的制度體系。 2022年，廣東省經濟總量超過12.9萬億元人民幣，若以單獨經濟體計算，已躋身全球前10位，超越了昔日的亞洲“四小龍”；“再造一個新廣東”，不僅是經濟總量翻番，更是發展模式的升級迭代。 上海和廣東推動改革發展的宏大氣魄、寬廣視野和堅定信心，反襯出香港的差距。特區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動性不夠、辦法不多；李家超及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後，在推動經濟發展上有了一些起色，但要看到，經歷疫情打擊的香港經濟羸弱不堪，須多出辣招、實招、大招，才能收到實效。 “幹實”與“謀遠” 聚焦高質量發展 面對新一輪競爭，廣東省的思路非常清晰。廣東經濟的“危”，源自高質量發展不足，“機”要靠高質量發展才能緊緊抓住，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廣東的根本出路。廣東聚焦的是：供應鏈體系、產業配套能力、人力資本積累、基礎設施系統等，這些領域都要全面升級。 面對新一輪競爭，上海市把營商環境當作重點，圍繞“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善營商環境，打響上海營商環境服務品牌。 有數據顯示，疫情3年期間，上海市實際利用外資每年都穩定在200億美元以上，而廣東的珠三角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同樣保持在200億美元以上，與2019年以前相比，不降反升。資本是聰明的，也是最誠實的，在全球經濟一片蕭條的大背景下，資本選擇了中國，選擇了上海和廣東，足以說明滬粵兩地的吸引力。 內地原本就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滬粵佔據“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廣東和上海這一波大動作，將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好的環境，如虎添翼，發展前景更好。 相比之下，香港在“謀遠”方面有一定差距。“如何推進高質量發展”實質上也是香港面臨的課題，香港的營商環境固然全球最佳，是滬粵兩地無法比擬的；但滬粵兩地擁有的不少優勢，香港也不具備。如何找準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切入點？需要特區政府好好下一番功夫。 “捨得”與“敢投” 為經濟配“能量包” 近日，上海市推出的改善營商環境10項行動32條政策措施，堪稱大招：“助企紓困行動”涉及減免稅費、貼息貸款、延期還貸；“援企穩崗擴崗行動”涉及企業可緩繳或降低社保費費用，減少用工成本；“恢復和提振消費行動”涉及對在滬舉辦的會展進行場租費用補貼、對購買純電動汽車給予財政補貼等；“實施產業創新提升行動”涉及“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等。 廣東省則宣布，2023年安排省重點項目1,530個，總投資約8.4萬億元，年度計劃投資1萬億元，單是超百億元項目就達205個。 上海的“32條”體現兩個字：“捨得”，政府捨得把“真金白銀”給予企業和消費者；廣東一籃子的項目也體現兩個字：“敢投”，政府敢於把“真金白銀”投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緊要之處。兩地都給經濟發展配備了足夠的“能量包”。 3年疫情期間，香港也曾出台了助企紓困、促進消費等舉措，有一定的效果；如今疫情結束，全球各經濟體紛紛調整“打法”，滬港兩地也在中國大陸率先亮出新招，香港如何因應變化，拿出新的“打法”？同樣值得管治團隊思考，以及社會各界研討。 “補短板”與“鍛長板” 港須有新打法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內地有諸多不同，香港當然不必照搬內地做法，但大可借鑑其理念和思路。滬粵兩地的做法，不外乎在兩個方向發力，一是“補短板”，二是“鍛長板”，這啟示我們，香港也應聚焦“短板”與“長板”，把劣勢變成優勢，把優勢做得更優。 例如，香港的科創缺少高端製造業的支撑，發展並不理想。聚焦近期，香港應用好前海這個“試驗田”，透過深港合作，補上短板；從中長期看，香港應透過北部都會區建設，與深圳的高端製造業銜接，把劣勢變成優勢。 又例如，香港的專業服務能力優勢明顯，應放大優勢。疫後恢復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對金融、會計、國際仲裁等專業服務的需求上升，香港應主動對接，做大專業服務，為客戶“量身定做”服務產品，在滿足客戶需求的過程中，打造專業服務的“升級版”，把優勢做得更優。 內地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香港並不具備，但這並不代表香港“無牌可打”，滬粵兩地有其所長，香港也有所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談到“愛國者治港”時曾說：“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所謂“擔當作為”，疫後推動經濟恢復增長，正是“擔當作為”的具體表現。 疫散花開，千帆競發。滬粵各有大招，香港不能落伍！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汪彥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