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船板胡同風雲(2)現如今,即便是老北京人,知曉“北船板”的亦恐為數不多了。它位於東城區東四十四條的西半段,地近北新橋,明時屬南居賢坊。《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裏,這一帶被稱作“新太倉南門”。當年,為確保都城各種物資的貯存和供應,元代統治者在大都內外建有大量倉庫,也包括位於朝內小街、今陸軍總醫院一帶的皇家禦用之“太倉”。據《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1445年)五月甲戌朔,以在京居賢、崇教二坊草廠築倉收糧。”其中,南居賢坊所建是為“新太倉”。新太倉南門因所處位置而得名。入清後此地屬正白旗,“新太倉”漸廢,隨即變為民居。也不知於何時落下個甚是粗鄙的名字——王寡婦胡同,且被正兒八經的標註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繪制的《乾隆京城全圖》上。 清代道光年間,有多位皇親國戚開始安家於此。或許是這粗鄙且沾些晦氣的胡同名太過不合時宜,故而胡同的東段被稱作五顯廟,西段則改叫船板胡同,實在找不出這裏與運河、船廠有過何種關聯,但起碼聽起來順耳許多。1965年整頓地名時東西兩段並稱東四十四條。如此看來,“船板”的地名前後維持了不過百余年光景。 說句題外話,一些談及老北京胡同的文章,均把王寡婦胡同與《乾隆京城全圖》上標註的另外一條更廣為人知的街巷——前門外煤市街西側的王寡婦斜街混為一談。王寡婦斜街在《京師坊巷誌稿》裏稱作王廣福斜街,今名棕樹斜街。兩者名稱各有傳承,還是分清為好。 如果說清末民初的“南船板”處處洋溢著蓬勃向上的革命與現代氣息。那麽,同期的“北船板”,用暮氣沈沈四字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而且,這沈沈暮氣之中還夾雜著幾分“終已不得舒憤懣”之不甘。 何出此論?可以從清末民初崇彜《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的一段文字說起:“十三巷之北曰船板胡同,有一大宅,房約二百間,本道光末年大學士兼四川總督寶興之第。後售與奉天東邊道奭(音shì)良。不十年,良獻於榮文忠公。以榮故居被焚且掠也。榮復以贈肅王,或雲售之。今其後人仍居之。” 清末地圖中東直門一帶的船板胡同及新肅 “北船板”的這所大宅位於胡同中段路北處。道光時為寶興所有,數十年後售予奭良。不到十年,奭良又把宅子給了榮文忠公,即榮祿。榮祿在菊兒胡同的祖宅,毀於1900年庚子事變。由此推斷,奭良得到這所大宅的時間不會早於1890年。榮祿居住後,沒過多久,1902年又成為肅親王善耆的新府,也就是新肅王府(舊肅王府原位於東交民巷,也在庚子事變中被毀)。 八旗顯貴守不住的祖業 已知最早在“北船板”居住的八旗顯貴,當屬清太祖努爾哈赤三伯祖索長阿的後裔、覺羅寶興。其人《清史稿》有傳,嘉慶道光年間宦海沈浮幾十載,人生最後幾年仕途達到頂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拜文淵閣大學士,留四川總督任。道光二十六年入覲,命留京管理刑部,充上書房總師傅,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加太保。十月,卒,年七十二,謚文莊。寶興的一生可謂恩寵有加。 “北船板”的宅第是繼承祖業還是寶興始建,現已不得而知。除此處宅第之外,寶興還在今北京動物園西北部擁有過一座私家園林,名曰:可園。關於可園,崇彜也有記載:“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當年亦寶文莊之別業,名曰可園。旁有廟,曰紫竹林,蓋奉觀音大士之祠。其中亦有園亭點綴,寶氏家廟。今試驗場並兩處圈入,故尤廣。當年故址,一無存者,惜哉。” 清末文學家李慈銘不止一次置身可園,《越縵堂日記》裏至少記載過三次,頗可一讀。其中也記錄了可園的變遷。他首次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到此一遊,“罷酒,更遊可園,都中呼‘三貝子花園’,相傳為誠隱親王賜邸,道光間嘗歸寶文莊相國,今為賣花人居矣。” 可園的前身據傳為康熙帝賜其皇三子允祉的園林——“鄰善園”。從宗室永忠《鄰善園圖記》一文可知,乾隆四十二年此園被允祉之孫永珊送給外甥明義。明義對這裏進行了大規模修葺,並更名為“環溪別墅”。或許此園隨後被明義送給叔父傅恒的三子、貝子福康安,故又有了“三貝子花園”之稱。 道光年間,寶興得到此園,改稱“可園”。寶興去世不久,可園便已近荒廢,待李慈銘去遊玩時,已淪為“賣花人居矣”。寶興在“北船板”的宅第也沒能守住,在寶興去世後四十余載,被其後人售予了奭良。而奭良居住不到十年,又“獻”給了榮祿。 奭良,字召南,滿洲鑲紅旗,貴州按察使承齡之孫。早年頗負詩文,有“八旗才子”之稱。然屢試不舉。後入榮祿幕府,頗受賞識與提攜。 後來,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間,奭良被人參核。清代於蔭霖《於中丞奏議》卷六中收錄有《請將道員奭良歸部銓選》,記載了奭良被參的原因:“茲查有二品頂戴湖北荊宜施道奭良,前在奉天巧於營謀,歷任州縣,東邊道歷時最久,貪名最著,至今人言不息……” 其實,如果以“貪名最著”論之,多少有些冤枉他了。與他的老師榮祿相比,奭良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作為慈喜太後長期倚重的晚清重臣,榮祿庚子前後充任文淵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管理兵部事務,節制北洋海陸各軍,統近畿武衛五軍。位極人臣,一時風光無二。然而,他在菊兒胡同的祖宅,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被日軍焚掠一空。堂堂的榮中堂,變得無家可歸。這也許就不難解釋為什麽奭良被參核降調之後,急忙上演一出“獻宅”大戲了。 榮祿知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他深諳此道。奭良送宅後,“效果”立竿見影。“翌年,迎鑾於鄭州,以榮祿之力,開復降調處分,以道員分發江蘇,遇缺即補。” 值得一提的是,榮祿的貪婪世人皆知。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1902年9月30日),榮祿之幼女瓜爾佳氏正式成為醇親王載灃福晉,三年半之後,生下了後來的末代皇帝:溥儀。據當代歷史學家張海榮《政治聯姻的背後:載灃娶妻與榮祿嫁女》一文介紹:榮祿向有貪財之名,早自戊戌年在軍機大臣任上時,其拜門費就增至千金(按:同期,拜大學士麟書為師僅需百金);辛醜回鑾之後,其拜門費更是高達萬金。 當年,《京津時報》謂:“榮祿此次嫁女,賠送奩物約值三十二萬金”,“所收之添箱禮物,值洋三百萬元”。 民國時期,奭良應清史館總裁趙爾巽聘,參與修訂《清史稿》。奭良熟悉清史掌故,著有《野棠軒文集》《史亭識小錄》等,倒也算人盡其才。 新舊肅王府的命運 與第一位肅親王、清太宗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叱咤風雲相比,身後數位肅親王雖貴為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也參與一些宗族管理事務,但大多遠離政治中心,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爵顯而權輕,鮮有政聲。 作為第十位肅親王的善耆,光緒二十四年九月襲爵時年僅三十三歲,只是親王府裏的二品頂戴正紅旗護軍統領,遠未引起當政者的重視。與年長其三十歲、炙手可熱的大學士榮祿似無太多交集。既然榮氏以貪著稱,奭良所“獻”已為囊中之物,又何以舍得復贈肅親王呢? 肅親王善耆(1866-1922),根據圖中善耆的年齡樣貌,推測應在新府拍攝。 規制宏大、奢華無比的舊肅親王府,原本位於禦河東岸的東交民巷,傳到善耆手中時,已有二百五十余年歷史。因緊鄰東交民巷諸國使館,庚子事變中成為攻守雙方爭奪的主戰場之一。最終,舊肅王府化為一片廢墟,僅剩下斷壁殘垣。 另據曾任美以美會匯文書院教習的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所記,1900年6月24日,“王爺、太福晉、福晉自後門出矣。”這應該也是善耆逃離肅親王府的準確時間。 善耆攜家人逃出肅親王府,至皇城中避難。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翌日凌晨,慈喜太後攜光緒皇帝出逃至西安,史稱“兩宮西狩”。善耆得知相關情況後,撇開家人,獨自一人追趕慈喜太後“西逃”的隊伍。 正是由於隨扈途中表現出一片忠心,善耆很快得到兩宮認可,漸被委以重任。9月4日命其禦前行走;11日行至太原,命其回京察夷情;30日又被任命為宗人府右宗正。善耆的仕途大有起色。 善耆從太原返京後,未敢貿然入城,而是躲在門頭溝隴駕莊的祖上園寢裏靜觀其變。這期間,善耆在瑞成山麓以北修建一亭。他取杜甫詩句,將該亭命名為“偶遂亭”。從此自號“偶遂亭主”。偶遂亭的基石上至今留有善耆當年所作銘文。 1900年12月6日,善耆被委以崇文門正監督之職。這可是清代最著名的肥缺之一。想當初和珅就是靠著這個職位搜刮無數財富,終成為一代巨蠹。所以,關於這一任命,川島浪速在《肅親王》一書中認為:“兩宮甚感憐憫,遂令肅親王居此官,封職一、二年,多少補償其於變亂時之所失,是為厚意。” 位於東交民巷的舊肅王府,在庚子事變中被毀。 當年入城後的善耆,在遂安伯胡同租房住了下來。清宗室毓盈《述德筆記》卷二記述,“初肅邸之返自山西也,寓遂安伯胡同奎宅,賃屋以居。” 到崇文門正監督的任上後,善耆整頓稅務,大見成效,政聲日隆,愈發受到兩宮垂青。“光緒二十八年夏四月壬寅,著派肅親王善耆督修街道工程,並管理巡捕事務。同日,以肅親王善耆為步軍統領。癸醜,以肅親王善耆為禦前大臣。”(《清實錄光緒朝實錄》)要知道,有清一代,同時身兼崇文門正監督、步軍統領以及禦前大臣職位的只有兩位:一位是善耆,另一位是和珅。毫無疑問,善耆是晚清政壇正冉冉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依筆者判斷,榮祿“贈”宅,應發生在此時,即1902年。 深諳為官之道的政壇不倒翁榮祿豈會錯過結交新貴的大好時機?榮中堂將“北船板”的宅第做順水人情贈與善耆,來個錦上添花,完全符合榮氏處世哲學。 四年後的一天,一個女嬰降生在這座新王府內,她就是善耆的十四格格顯圩,又名金碧輝,即後來的大漢奸川島芳子。 善耆在新王府居住了不過十年便爆發了辛亥革命。堅決反對溥儀退位,反對共和的善耆與一幹宗室組成宗社黨。1912年2月,善耆在川島浪速的協助下舉家遷寓旅順鎮遠釘,臨行口占一絕:“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善耆還在途中發下“無論生死,不履民國寸土”的毒誓,復辟之心昭然若揭。1922年2月27日,善耆抑郁而亡,終年五十六歲。廢帝溥儀為褒獎這位族兄的忠誠,追贈謚號“忠”。 “北船板”的新肅王府後來經過比較大的拆改,如今已經很難尋覓到昔日的樣貌了。有道是:幽幽小巷軼事多,一南一北盡蹉跎。看罷風雲皆過眼,空余成敗任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