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貞觀二年六月，即628年7月19日)，上(指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這段記錄出自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歷來被視為重要的歷史教訓。但魏徵其貌不揚，在隋只是下級官員，可能都沒見過隋煬帝，他如何能知隋煬帝性格？從言辭看，用意顯豁，場面亦戲劇化，讓人很難信以為真。

　　在隋亡唐興中，隋朝舊臣多叛(魏徵也是其一)，形成了集體妖魔化隋煬帝的心理需求，前引文字或是“人造歷史”中的一例。但初唐時，人們潑汙隋煬帝，尚不提重用宦官、生活奢靡、沈迷淫樂等事，這些本是明代世風，後被小說家附會到隋煬帝身上。

　　法國歷史學家格魯塞稱：“楊堅的兒子楊廣是個了不起的君主，或者更準確地說，他的統治時期是一個了不起的時期。”

　　那麽，該怎樣評價隋煬帝呢？

　　隋煬帝可能確有性格偏差，但隋朝滅亡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背後原因多樣，歸因於一人，未必準確。事實上，隋末大瘟疫也是壓倒駱駝的一根稻草，只是長期被史家忽略。

　　初唐這樣減輕農民負擔

　　“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裏，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裏。隋氏之盛，極於此矣。”這是《資治通鑒》所記大業六年(610年)的盛況，時隋煬帝登基僅6年。疆域之廣，達漢後400多年之極。

　　據史料載，隋此時墾田5585萬頃，人口4600多萬人(890萬戶)，遠超“貞觀之治”(杜佑《通典》稱：“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直到安史之亂前，唐朝才至900萬戶，墾田1430萬頃。

　　對於隋朝之富，唐人認識很清醒。

　　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說：“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差異大，可能與隋苛於括戶有關。括戶又稱查浮客，即將隱漏不報的逃亡人口遣送回鄉，強制農業勞動。括戶是皇權與民爭利，唐太宗主張“藏富於民”，括戶較寬，致稅收受損。

　　不過，李世民派兵先後戰勝東西突厥、薛延陀、吐谷渾、焉耆、高昌等，修“參天可汗道”，打通絲綢之路東線。商道一通，財富自來，減少了唐廷對農業稅的依賴。

　　隋煬帝也很重視西方商道，於609年派重臣裴世矩(入唐後避李世民諱，改名裴矩)在張掖主持互市，免費為胡商提供食宿，甚至免關稅，以“引致西蕃”，致“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

　　然而，615年隋煬帝出巡雁門關，被突厥的40萬大軍包圍，嚇得大哭。可見隋朝未真正掌控絲路東線，貿易規模受限。

　　隋煬帝為何愛揚州

　　隋朝更依賴農業稅，為長治久安，興作遠多於唐朝。首先，強化常平倉制度。

　　常平倉始於民間義倉，漢宣帝時，中央政府仿義倉，建常平倉，隋朝達於極盛。隋朝常平倉由中央投資，強令農民上繳部分收成。饑荒時，需中央下令才能開倉。可從地方申請，到中央批準，再到執行命令，耗時甚多。

　　據學者孟憲實鉤沈，劉武周、羅藝、張須陀等反叛，均與開倉不及時有關。唐代馬周說：“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常平倉本為利民，因管理不當，反成害民。

　　其次，修大運河。

　　漢代以降，全國經濟中心在關中，隨著大量移民進入，人多地少，饑荒頻發，隋煬帝遂開大運河。黃仁宇說：“608年可以充分地被視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從這年起，不僅隋煬帝統治下的每一個行省都可以從水路到達，而且到19世紀，中國任何一個統治者都離不開利用運河所建立起來的漕運制度。”

　　隋大運河分四段，每段耗時一年(最短才5個月)，卻被小說家寫成用工“五百四十三萬余人”，還虛構出總監工麻叔謀，專吃嬰兒，共吃“三五千人”。

　　其三，巡遊天下。

　　隋煬帝在位13年，在洛陽、長安只待了4年多，曾4次北巡、3次南巡、1次西狩、3次東征，特別是長駐揚州(5年左右)，被視為耽於享樂。其實這些巡遊多有政治、軍事目的。隋煬帝刻意遠離關隴貴族盤踞的關中，對提振江南，使其成為新的經濟中心，意義深遠。

　　科技讓隋朝富裕

　　隋朝集權度高，國家能力空前強大，科技水平亦超前朝，這也是富裕的一個原因。

　　據學者韓隆福研究，隋朝造橋技術高超，趙州橋首創“敞肩拱”技術，比歐洲早1000多年，被美國土木工程學會評為“國際歷史土木工程裏程碑”。

　　在湖北當陽玉泉寺，仍存隋煬帝時鑄造的鐵鍋，是中國最古老的鐵鍋，重450多公斤(銘文稱用鐵三千斤)，明譚元春說：“念唐以後之古人，後此鑊生，先此鑊朽。”可見冶煉技術之卓越。隋朝還在“陶瓷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隋朝曾有當時全世界最好的歷法——劉綽編制的《皇極歷》。地球繞太陽一周是一年，但每年冬至點略西移，71年零8個月差一度，劉綽算出的是75年，當時西方歷法是100年。《皇極歷》未頒行，但對唐宋歷法影響深遠。

　　隋煬帝重視教育，提出“君民建國，教學為先”。隋最早開科舉，建成世界上最早的醫科學校——太醫署。在國子監中，設有算學博士。

　　可再富再強，也難堵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

　　隋朝由盛轉衰，源於征遼東失敗。遼東本漢朝故土，後被渤海高氏占據，對中原構成巨大威脅，隋煬帝、唐太宗均三征，足證其戰略地位。

　　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首次征遼東，集中113萬士兵、民工200多萬，分24軍，每天發一支，相距40裏，總長達960裏，前軍已至遼陽前線，後軍還沒出山海關。

　　唐代最多時僅有60多萬府兵，隋朝應相差不多，而渤海高氏總兵力不足30萬。

　　父子都是不聽勸的主

　　隋煬帝為何擺出這麽一個怪陣？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北巡，元壽曾建議：“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裏，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隔，千裏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

　　隋煬帝采納後，諸部胡人果然驚恐，爭獻牛羊駝馬。突厥啟民可汗上表，稱願率全部落變服式，一如華夏。

　　征遼東時，隋煬帝故技重施，怕士兵魯莽，在24軍中均設受降使，“不受大將節制”。名將段文振提醒：“夷狄詐，深須防擬。”隋煬帝不聽，因段文振是鮮卑段部人。

　　楊堅的父親曾受賜鮮卑姓普六茹，楊堅有鮮卑名，叫那羅延，他的妻子獨孤伽羅也是鮮卑人。篡位後，楊堅為拉攏關隴貴族，冒籍弘農楊氏，刻意與鮮卑保持距離。

　　隋煬帝上位後，不滿勛貴把持朝政，於大業三年(607年)行新法，百官不再循年資提拔，改用考核德行功績，與官僚群體關系變得緊張。他對虞世南說：“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

　　這算楊家的家風，隋文帝楊堅也“性多忌刻，不納諫爭”。

　　楊堅懼內，妻子去世後，縱欲無度，不出2年便病倒，後悔說：“使皇後在，吾不及此。”楊堅四月患病，七月病危，非暴斃，更非隋煬帝所弒。

　　隋文帝死後，妃子被隋煬帝收入後宮。隋煬帝哥哥楊勇被賜死後，妻子也被收入後宮，這是遊牧部落的收繼婚(女性在丈夫死後，改嫁夫家其他男性，親子除外)習俗，後被當成荒淫無道的證據。

　　隋軍為何慘敗？

　　雖有戰略失誤，但隋軍名將如雲，兵力充足，為何會慘敗？

　　《上帝的跳蚤》的作者王哲認為，毀滅隋軍的真兇可能是鼠疫。在醫學史上，發生過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在公元542至710年間，持續170年，最嚴重時，每天5000至7000人喪生，被稱為查士丁尼大鼠疫。此次鼠疫源於埃及，一路經地中海傳到君士坦丁堡，再至敘利亞等地；一路從海路傳到羅馬，再遍及歐洲大陸和愛爾蘭島。

　　這兩條路線都能到達隋朝。

　　先說陸路。大業期間，隋與西域40余國有往來，達於西海(即地中海)，直通拂林國(可能是東羅馬，也可能是今敘利亞，都屬疫區)。在太原的隋代虞弘墓中，DNA檢測發現，墓主有歐洲血統。

　　再說海路。隋煬帝主張“無隔華夷”，海路直通赤土(今屬馬來半島)、安南(今屬越南)、日本等，漢代萌芽的海上絲綢之路，隋朝時已成固定航線，來自西亞疫區的商人可至廣州、泉州。

　　此外，從遼東到歐洲的烏克蘭，萬裏草原相通，鼠類繁多，也可能成為鼠疫的傳播通道。

　　生於西魏、歷經隋朝的名醫孫思貌在《千金方》中曾記瘟病陰陽毒，表現為“頭重頸直，皮肉痹，結核隱起”，與鼠疫極相似。

　　還有一個旁證，首次征遼東遇挫後，據《隋書·食貨誌》載：“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這次瘟疫遍及山東(今河北一帶)、河南(今黃河以南)，是征遼士兵、民工的主要提供地，很可能是從遼東回來的人引發鼠疫流行。

　　編著醫書比唐代多得多

　　一般來說，傳染病在流行初期病死率最高，隨著部分人體形成抗體，病死率、傳播率等會下降。鼠疫從疫源區傳入隋，歷60多年，為何破壞力還這麽大？

　　一方面，可能與征用士兵、民工數量太多有關，多人密集行軍、居住，一旦發生疫情，很難應對。

　　另一方面，開通大運河後，人口流動速度加快，且南北有溫差，旅行者抵抗力下降，易被病菌所乘。

　　隋煬帝非常重視醫學，他親自下令，醫學博士巢元方編成中國第一部病理學專著《諸病源候論》，昝殷撰著現存最早的婦產科專著《產寶》。隋朝還完成了《四海類聚方》2600卷，全面總結古代醫方。隋祚僅38年，卻比唐代290年編成的醫書多146部721卷。

　　隋朝還大量吸收印度醫學的成果，但傳統醫學對傳染病的認識不足。隋太醫署中常設咒禁博士一人，以誦梵文驅疫。隋醫喜灸，認為“待要安，三裏常不幹”，即經常在足三裏穴上灸起幾個膿包，據說可防病。隋醫開始提倡體育鍛煉，並用藥物熏蒸來治病。

　　這些辦法對付普通傳染病，也許有療效，卻基本應對不了鼠疫。與唐代相比，隋代本是傳染病高發期，從統計看：漢末到三國，疫情頻度是7.6年/次，魏晉南北朝是4.6年/次，隋朝是6.17年/次，唐朝是8.83/次。再加上來自歐洲的鼠疫衝擊，隋朝之難可知。

　　時運不濟，隋煬帝又不能審時度勢、與民休息，導致天下板蕩、生靈塗炭，被後人加諸惡名，也是活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