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漢口

　　漢口是紅茶出口中心

　　到武漢上任後，湖北的經濟一片雕敝，“連年水災，歲收歉薄，谷價踴貴，洋貨充斥，商賈蕭條，民生艱苦異常”，張之洞提出了這樣的對策：“訓農、通商、惠工各政急速講求，以冀稍資補救”。

　　不過，鑒於中國農民“向多樸拙，其於地學化學、制造利用素未通曉，士大夫又多不措意於此”，在他看來，只有官方加以提倡引導，才能起到效果。因而，張之洞沿襲在廣州的策略，1898年，設立農務學堂，從美國招聘技術人員，“招集紳商士人有誌講求農學者入堂學習，研求種植、畜牧之學”；同年，還創辦工藝學堂，從日本招聘教習，並召集鄉紳、士人加以推廣普及。

　　為了促進湖北省生產的商品流通，他在漢口設立勸工商公所，“令各幫大商公舉董事數名，稟派入局，協同經理，隨時會議。” 1898年，改勸工商公所為商務所，1900年改為商務局。可見，張之洞在甲午戰敗之後積極著手在湖北省推進振興農業、手工業、鼓勵開辦民營工廠、促進商業發展的措施。

　　在農務學堂推進的各項事業當中，張之洞最為關註的是茶和棉花，這兩項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出口商品。19世紀70年代初，茶葉曾占據中國貿易出口總值的近90%，到20世紀初受到印度等地茶葉的競爭，出口比重穩定在四成左右。漢口當時是湖南、安徽、江西等地茶葉出口的重要集散地，再輔以湖北境內的蒲沂縣(今赤壁市)、通山縣、崇陽縣、鹹寧縣等茶葉產地，可對茶葉進行精加工。

　　1898年，張之洞為振興湖北茶產業，設立了兩湖茶葉改良公司，鼓勵茶商改良茶種栽培、增加茶葉產量以及引入機械化對茶葉精加工，並在武昌設立了茶葉教員養成所、茶務講習所，培養專業人員。在提升茶葉產量和品質的同時，張之洞還專門考察了紅茶的制造方法，“講求制辦紅茶，以利提高質量”，開設具有近代茶葉商貿性質的茶莊，在這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下，漢口成為中國紅茶的出口中心。

裝漢口紅茶的茶箱

　　漢口當時是湖北、湖南、河南出產棉花的集散地，張之洞赴任不久，就將從廣東運來的設備建起了湖北織布局。

　　為提升織布局的原料，改變“多銷本地土花”，張之洞十分關心改良鄂棉品種，根據英國工程師摩裏斯的考察與建議，他引進美國棉種，並要求江夏、興國、大冶、黃陂、孝感等產棉州縣嘗試種植。因為購入美國棉種時期太遲，加之棉農種植經驗不足等，第一次美棉種植的成效不佳。1893年和1894年，張之洞繼續引進美棉試種，這一次又因甲午戰爭爆發而中斷。不過，張之洞引進美棉試種的實驗，為此後中國各地引入美棉提供了經驗與教訓，1904年清政府農工商部大規模購入美棉種，分發全國各省，美棉栽培得以大規模推廣。到20世紀20年代，在鄂中、鄂西、鄂北的三大棉產區，美棉的產量超過中國本土棉種，湖北成為當時中國僅次於江蘇的第二大產棉省份。

　　工藝學堂在成立之初，張之洞引入了山東的麥槁(gǎo)加工技術加以推廣；他看到台灣和廣東大量出口樟腦，也在湖北廣泛種植樟樹並試制樟腦。這種小規模的振興實業為清末新政時期大規模技術推廣進行了前期的經驗準備。進入新政時期，張之洞開始真正為實現“野無曠土，凡土皆有出產，境無遊民，凡民皆有技能”的目標，在湖北境內各地開設傳習所，進行農業、手工業技術的改良與普及。比如，他在武昌設立“手工善技場”，以改良湖北工人的工藝。

　　張之洞還以織布業為中心，依靠開明鄉紳、地方官員振興手工業，創建了包括制紙、印刷、木工、漆工、竹工、絨繡等在內的各種工廠，“以興實業而弭隱患”。

　　張之洞的產業政策不獨體現於具體某些工廠的建設，更重要的是，還在於對產業工人的培養，這對湖北的發展影響至為深遠。根據統計，十九世紀末，武漢的紡織工業僅次於上海，1892年，紗錠總數占全國總數的40.9%，1893年高達77.1%，一度超過上海。

　　引用民營資本 國產火柴擠走“洋火”

　　甲午戰爭前，張之洞在開設官營民用工廠之際，因官方資本不足而引入了部分民營資本，但這種股比之下，民營資本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只是被官府視為可以隨意使用的補充性財源。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將需要返還的外債和賠款全部交由各省分擔，張之洞經營下的制麻局、織布局、紡紗局等官營民用工廠缺少了官府的資金支持，很快就陷入難以為繼的局面，由此不得不開啟了民營化的道路。

　　在這一時期，張之洞在湖北省內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工廠建設，奏請設立漢口商務局，並擬訂了振興工商的八條具體措施。他主張“邀集各省各幫大商”設立商會，將商人組織起來，或勸“商學”，讓他們研究商品的制造方法、“商律”，官府對商人指導進行工廠建設；為對抗洋貨，還提出應對“新制土貨”減免關稅、厘金，給予專利保護等。

　　在簽訂《馬關條約》期間，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針對條約中“允許日本資本家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各種工廠”的條款，張之洞曾認真聽取過怡和洋行買辦唐榮俊的意見。1896年，張之洞為鼓勵開設工廠，奏於南通、蘇州和鎮江設立商務局，制造土貨抵禦日本人的商業侵略，張之洞敏銳意識到中國民族資本成長的重要性，這種認識深刻影響到他在漢口設立商務局推動工廠民營化的各項政策。

　　在張之洞的主導下，漢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民營工廠便是燮昌火柴廠。提及這個工廠，就要講張之洞和浙商葉澄衷、宋煒臣之間的故事。

燮昌火柴廠生產的火柴

　　葉澄衷(1840-1899)，原名葉成忠，少年起就很有做生意天賦，他駕著一葉舢板往來黃浦江面，學會一口洋涇浜英語，為外國水手、貨輪供應所需物品，賺到第一桶金，後成為寧波商幫的先驅和領袖。同治元年(1862)，他在虹口開設老順記商號，經銷五金零件。因為經營有方，幾年之間，他在長江下遊各商埠遍設分號。葉澄衷後來又相繼開辦上海燮昌火柴廠、綸華繅絲廠。宋煒臣是葉的同鄉晚輩，得到葉澄衷的賞識與提攜，到上海發展成為燮昌火柴廠經理。1896年，葉澄衷派宋煒臣帶25萬兩銀以及葉澄衷給張之洞的親筆信，到漢口創業。

　　宋煒臣到漢口之後，得到張之洞的賞識，張之洞為他提供多方便利。宋煒臣先做了軍服生意，而後創辦燮昌火柴廠。張之洞批準燮昌火柴廠獲得二十年專利權，在完稅厘方面也給予優惠，“每箱收錢四百文，通行本省，不用再征”。這個稅率幾乎只占火柴出廠價的三百分之一，並免除了全部流通環節的稅收，而清末土貨稅率大都在5%以上。因此，燮昌火柴廠在湖北省內行銷無阻，發展極為順利。這也使得20世紀初幾乎獨占中國市場的日本產火柴，悄然退出了湖北市場。

　　官辦四局“民營化”大幅獲利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張之洞就設立了槍炮廠、漢陽制鐵所、織布局等企業，對這些企業的關系，他提到“以湖北所設鐵廠、槍炮廠、織布局自相挹註，此三廠聯為一氣、通盤籌劃，隨時斟酌，互相協助，必能三事並舉，各睹成功。”可見，張之洞作為洋務運動的官員，他強調官營民用工廠與官營軍需工廠是一體的，而且在發展資金方面相互扶持。

清末漢陽鐵廠資料圖

　　因此，他在紡紗局成立之際，也明確指出：“俟紗廠辦成，則布局之氣勢愈厚，每年盈余大可佐助鐵局經費。”但是從實際的經營過程來看，四局的經營情況都不算好，最好的織布局在19世紀末開工率也差強人意。到1900年，這些官營工廠都出現了因為流動資金不足，而不得不暫時停工的困難局面。

　　1902年，張之洞對湖北產業發展做出了重大調整，決定將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制麻局的四個官營民用工廠實施民營化。俄商順豐洋行買辦、廣東籍華僑巨商韋紫封與其子韋應南，邀集同為買辦的鄧紀常等人，組織應昌公司出面承租四局，官商雙方於同年6月簽訂租約，規定：四局租期20年，應昌公司在租期內每年向官府交納租金10萬銀兩；四局經營有無盈虧，“概與官家無涉”。表面上看，官府似乎已經完全放棄了四局，但在章程中規定不能將四局作為債務抵押，也嚴禁引入外國資本。同時，湖北向清政府提請對織布局、紡紗局的產品免征厘金、子口稅，對繅絲局、制麻局免除厘金、關稅等優惠政策。

　　應昌公司接過四局的經營之後，很快就出現了“逐漸發達”“生意甚盛”的局面，四局僅在1908年就獲利近15萬銀兩，在韋應南的經營之下，“將來四局之發展，確實有望”。張之洞根據承租約定，於1906年曾兩度向朝廷要求免除四局的關稅、厘金等。

　　此外，張之洞還在大冶建了湖北水泥廠，在武昌建了造紙廠、針釘廠、制皮廠、氈呢廠、面粉廠等工廠，從1905年開始陸續進行對外招商，推行民營化。張之洞對這些工廠都給予了15年專利權的優惠，並保證公司民營化前五年所獲盈余不足官利五厘的，由官方撥款補助。

　　張之洞的這些措施促使武漢成為長江沿岸的大城市之一。另外，張之洞通過向民營工廠給予專利權、稅收優惠以及政府融資等保護性政策，探索了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民辦官助”模式，在中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發展初期，在面對嚴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商品、外國資本湧入中國的背景下，對還未完全解體的中國自然經濟的發展，起到保護和促進作用。

　　一百多年來，後人對張之洞的評價，褒貶皆有，但他督鄂18年的政績影響深遠卻是不爭的事實，後世對於張之洞與武漢的關系有著這樣評價：張之洞成就了武漢，武漢也成就了張之洞。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陳祥)

　　(原標題：張之洞在武漢 如何發展實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