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榮休教授、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學者傅高義(Ezra F.Vogel)於美國當地時間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歲。

　　此消息甫一發布，就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和媒體圈不小的震動。人們紛紛撰文，或回憶與他交往的點滴，或評價他的著作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貢獻。

　　傅高義應該算是少有的名聲溢出學術圈之外的中國學專家。尤其是他在81歲高齡寫就的巨著《鄧小平時代》，在中美都引起了廣泛的關註。傅高義後來也坦言，寫這本書的“目標本來不是為了中國人寫的，而是為了美國人，應該讓他們多了解中國”。但傅高義沒有想到，這本書同樣受到了中國讀者的歡迎。中國讀者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在一位“老美”的著作裏，找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如何帶領中國人民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並最終實現了讓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的中國發展圖景。

　　“他者”眼光的好處，在於作為局外人，更能在不疑處有疑，在我們耳熟能詳、日用而不知的故事、政策背後發現它的獨特性，以及當事人為之做出的鮮為人知的努力。

　　不過，在眾多悼念文章以及此前對傅高義著作的評價中，大部分人並沒有註意到傅高義著作中“他者”眼光的重要價值。而且，傅高義也並非僅僅是中國問題專家，他對日本、韓國的研究，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他在中日兩國都被尊為“中國通”和“日本通”。此外，傅高義也並非是一名歷史學家，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名社會學家，“了解全面的社會就是我的目標”。

　　從精神疾病研究到日本社會研究

　　1930年，身為猶太人後裔的傅高義，出生於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華市。20歲時，傅高義從衛斯理安大學畢業。當時的傅高義，有誌於研究美國的社會福利。按照傅高義自己的說法，由於他父母是從歐洲移民來到美國，在美國生活得比以前幸福，導致他開始思考其中的原因。作為外來者的傅高義，從小就學會了用“他者”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

　　隨後，傅高義來到軍隊服役。當時，正趕上朝鮮戰爭爆發，傅高義認為，自己運氣好，沒有被分配到前線，而是在一家精神病醫院工作了兩年。兩年來的所見所聞，燃起了傅高義對於精神疾病研究的興趣，因此，當他考入哈佛大學之後，他就打算專門研究美國家庭、美國社會和精神疾病的關系。

　　也是在此時，出現了對他後來學術研究轉向產生至關重要影響的契機。傅高義的導師、哈佛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弗洛倫斯·克拉克洪對他說：“妳從來沒有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過。未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妳如何理解美國社會？在妳決定教書之前，應該負笈海外，在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並浸淫其間。”因為克拉克洪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參與過美國戰時情報處的工作，對日本人的價值觀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因此她建議傅高義前往日本從事田野調查。

　　就這樣，傅高義攜他的第一任妻子以及一歲的兒子來到日本。在日本，傅高義原本打算重點比較孩子情緒失調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但他發現，日本的情況與美國的情況別無二致，即情緒失調的兒童成了父母關系嚴重緊張的替罪羊。此外，在田野調查中，傅高義發現，日本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的軍國主義統治，在二戰之後成為戰敗國，經濟蕭條，很多家庭的父親或兒子死於戰火，但是日本人卻能夠成功地維持有條不紊的生活，免於絕望與混亂，並在二十年裏成功地在經濟、社會和心理方面做出了調整。

　　傅高義發現，這與日本形成的新中產階級，也就是“工薪族”有關。於是，傅高義決定轉換研究內容，開始對日本M釘(即真間釘，千葉縣市川市的一個行政區)的工薪族進行了兩年的田野調查，並最終於1963年出版了《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在書裏，傅高義從教育、婚姻、工作、禮儀、價值觀、家庭等方面，分析了工薪族為何能夠取代老中產階級(即以傳統工業為主的小型獨立機組企業或小公司雇員)，成為戰後日本發展的中堅力量。

　　這本書的研究方法，深受當時甚囂一時的帕森斯“結構社會學”理論的影響。正如傅高義後來所說，帕森斯的研究就是“要系統地考慮經濟、社會和政治，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有這些都要考慮，所以我受到他這方面的影響比較大”。雖然後來，帕森斯在美國成為“過街老鼠”，學生們都以諷刺他為能事，但帕森斯潛移默化的影響，貫穿了傅高義一生研究的始終。正是傅高義用“他者”眼光，對異域社會竭澤而漁的研究，才能讓他的研究經過了幾十年依舊沒有過時，成為美國人了解東亞國家的一個窗口。

　　從日本研究到中國研究

　　1961年，傅高義獲得博士後的資助，進入哈佛大學學習。這個時候，作為少有的到過東亞國家的美國學者，傅高義成為人們眼中的東亞研究學者。於是，一位教授建議他：“要是妳想研究東亞的話，妳為什麽不學習中文？”傅高義深以為然，開始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並被當時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開山人物費正清看重，請他加入了東亞研究中心執委會，並開始在哈佛任教。

　　傅高義轉向中國研究的時候，正是中美關系最緊張的時刻。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因為意識形態問題，美國政府在各個大學建立中國學研究機構，開啟了對中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農業以及區域的研究。

　　1963年，由卡內基基金會資助的教育和世界事務協會在香港成立。當時，中國內地對大部分西方學者關閉，還未回歸的香港成為了各國觀察中國事態的主要窗口之一。傅高義也於此時到香港生活了一年。在香港，傅高義看到廣州發行的報紙，決定研究廣東社會的發展狀況。

　　1969年，傅高義在美國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年)》。傅高義在這本書中詳細分析了廣州的社會狀況，著重探討了共產黨軍隊解放廣東之後，如何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以及共產黨帶給廣東城鄉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和進步，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作用進行了充分肯定。費正清稱這本書是社會學家如何從外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的傑出範例。

　　成為“中國通”和“日本通”

　　隨著《日本新中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的出版，傅高義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東亞研究專家。1973年，當費正清退休之後，傅高義成為了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擔任主任時期，傅高義發揮了作為社會學家的優點，組織了專題討論會、午餐會和工作坊。傅高義後來笑言，自己擅長搞關系，交朋友。傅高義開放的心態以及社會學的回訪心態，讓他在未來的二十多年裏先後寫出了《日本第一》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兩本著作。

　　前者是傅高義有感於日本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經濟的迅速發展，原本處處領先的美國，到了七十年代，很多方面已經被日本所超越。那麽，這個地狹人稠、資源匱乏的島國，是如何實現經濟騰飛的呢？傅高義繼續沿用結構社會學的理論，從知識、政府、政治、企業、基礎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的層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全書的最後，傅高義提出，美國人應該放棄驕氣橫溢、老大自尊的包袱，拜日本為師，學習日本模式。這本書後來被翻譯到日本之後，銷量超過了100萬冊，是日本非小說類翻譯作品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很多日本企業家都以能夠見到傅高義並與之攀談為榮。

　　正因為有了前者的成功，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廣東省政府邀請傅高義來到廣州繼續做研究，希望借傅高義的妙筆，向美國人宣傳中國的改革成果。傅高義花費了近一年的時間，在廣州走訪調查了70多個縣，並最終於1989年寫出《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在這本書裏，傅高義主要介紹了廣州的改革模式以及改革動力，並對未來中國的改革做了預測及分析。這本書的出版，對於化解當時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敵視態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這部書的寫作，為他後來寫作《鄧小平時代》奠定了重要的人脈和資料基礎。

　　接下來，傅高義繼續開拓他的研究版圖，又先後撰寫了《亞洲四小龍：東亞現代化的擴展》(1991)，並與韓國高麗大學金炳周合作主編了《樸正熙時代》(2013)。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四小龍”的說法雖然形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但只是在傅高義使用之後，這一概念才成為討論新興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典範用語。1995年夏天，傅高義以65歲的年紀，再度擔任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退休之後的傅高義，預見到未來中國將在東亞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據主導的地位，於是，他決定開始寫作《鄧小平時代》，通過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鄧小平時代》完成之後，傅高義已經超過80歲高齡。但他仍然沒有停下腳步，當他有感於中日之間因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劍拔弩張，美國某些政客叫囂中國掘起是東亞乃至全球的威脅時，傅高義寫作了《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希望通過追溯兩國不斷交流、互相學習的歷史，彌合現實的創傷，讓中日雙方成為彼此尊重的夥伴，同時向西方傳達出中國人天性中的善意。當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美國和中國展開貿易戰的時候，傅高義與近百名美國前高官學者發表聯合公開信，呼籲美中應共同合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全球性危機。

　　追溯傅高義的一生，我們能夠看到，正是他所帶來的珍貴的“他者”眼光，尤其是對中日兩國社會的全面調查和研究，才能讓他的著作成為一個時代的記錄，沒有隨著時間而演沒。

　　(原標題：傅高義：“他者”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