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認為，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所謂“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這樣的愛情現實中是沒有的，只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發現。《牡丹亭》就是這樣一本千古絕唱的劇本。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合，也為其忠貞不渝，矢誌不變。如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紅樓夢》也正是這樣一部癡人說夢式的理想主義小說。第三個層次，則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這又是《紅樓夢》中的稍具現實主義色彩的例子了。第四個層次，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的，普通民眾通常都可接受的愛情與婚姻模式，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這樣的婚姻生活以平淡為基調，以穩定為最高準則，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的戲劇性與故事性縮減至最低值。至於第五個層次，則純粹是貪圖欲望。

　　在陳寅恪的擇偶觀中，重心是在學術上的登峰造極，而絕非為了一己之情愛。他的擇偶觀是落在戲劇、小說與文藝作品之外的現實抉擇，作為一生以追求卓越學術成就的大學問家，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追尋愛情的理想國。

　　1926年，35歲的陳寅恪結束了國外求學生涯，歸國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起並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由於長期以來潛心學業、心無旁騖，加之陳寅恪認為自己體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這時，其母親俞氏已逝世，父親陳三立一再催促其速速成婚，但陳寅恪始終未承允。在親友及學院同仁的多番催促與大力撮合之下，到了1928年，歷經三年“催婚”的國學導師，方才與唐篔在上海結婚。這一年陳寅恪38歲，唐篔30歲。

　　從此，他們攜手白頭，至死不渝。其間歷盡劫波、同舟共濟，自不必贅言，其情感與婚姻，足可稱學界典範，亦毋庸置疑。那麽，使後世讀者頗感興趣的，無非是這樣的結合，如果按照陳氏的擇偶觀來看，又屬於第幾個層次呢？

　　誠然，可以為一代名妓柳如是作別傳的陳寅恪，從學術理想上看，似乎向往的是前兩個層次的“佳偶”。但這兩個層次都不屬於正常的世俗婚姻，也不可能為一介書生提供一個穩定安逸的家庭生活。退而求其次，第三個、第四個層次的擇偶觀，才符合常態下的世俗婚姻。陳寅恪的身份是現實中的學者，而非戲劇、小說中的俠客與癡情公子，他的婚姻只能定格於安穩的世俗婚姻而已。與同是“海歸”精英的胡適相比，陳並無包辦婚姻之催迫，並沒有一歸國即完婚的約束，原本是有自由戀愛的空間與時間的。奈何親友“催婚”之下，歸國三年即成婚；與唐篔的結合也是經同仁介紹，認識之後不久即完婚，並無什麽戀戀風塵的浪漫歷程。曾經做過許廣平老師的唐篔，就此成為陳的賢內助，甘於為夫君的學術生涯默默奉獻。

　　紫鵑(清)改琦 繪

　　初擬“妙玉”頗自喜，終了最愛是“紫鵑”

　　提到陳寅恪，免不了就會想到吳宓。二人本即摯友，早在哈佛大學就讀期間，陳、吳二人與湯用彤便被譽為“哈佛三傑”。歸國後，吳宓乃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而陳氏則被聘入國學院任導師。二人可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據說，陳、吳二人的交誼，還是因一首關於《紅樓夢》的詩而致“友情益摯”的。早在1919年，也就是陳與吳談起“五等愛情論”之際，吳恰又在哈佛演講《紅樓夢新談》，陳為之作詩題詞，足見陳、吳二人確因《紅樓夢》互引知音、締為摯友。事實上，吳宓不但個人極愛讀《紅樓夢》，學術上也曾著力研究《紅樓夢》，還將研究心得作為授課內容，在大學課堂上多次講述。稍稍翻檢上個世紀的一些舊報刊，不難發現，這位曾經以西洋文學研究及國學傳承為己任的吳教授，一度以“紅學家”身份，頻頻亮相於課堂與報道之中。

　　譬如1949年11月24日的重慶《大公晚報》之上，就刊發有一條題為《紅學專家講紅樓夢》的簡訊，報道稱，“吳宓教授將應南泉新專學生請，赴該校講‘紅樓夢研究’”。那麽，當時吳宓怎麽會滯留在西南後方，怎麽還在重慶任教授課呢？抗戰期間，吳宓先是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後來又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他為何沒有隨校遷返北平，為何還要在西南一隅講授他的“紅樓夢研究”呢？

　　原來，抗戰勝利之際，吳宓即有意擇居後方，決意遠離中心城市，以期靜心專註於學術研究，不再受世事紛擾。1945年9月，吳宓到四川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46年2月，又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湖北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其間，清華大學梅貽琦一再邀其返歸北平任教，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其摯友陳寅恪為號召，力邀其出任該校文學院院長……面對這些紛馳南北的盛邀，吳宓一律未允，竟於1949年4月底飛赴重慶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還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算是正式入蜀定居了。

　　正是在入蜀定居之初，吳宓開始重拾其多年研讀《紅樓夢》的心得，開始樂於講授並研討《紅樓夢》相關專題了。時間回溯到1949年5月24日，《大公晚報》上就刊有一組總題為《遠鄉同學紛作歸計，吳宓教授講紅樓夢》的簡訊，專門報道重慶相輝學院內的師生動向。

　　試想，在國民黨政權行將崩潰的情形之下，“陪都”重慶各大院校人心浮動，相輝學校已然有二百余學生離校，剛入校任教不久的吳宓，卻一改平時“很少活動”的生活狀況，應邀去做主題為“紅樓夢”的講演了。這樣的做派，如果不是極愛《紅樓夢》者，恐怕是很難做到的。

　　事實上，還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吳宓便已顯露出濃厚的“紅學”興趣，圈子內外都漸以“紅學家”視之。1947年3月6日，吳宓更將其《紅樓夢》讀書心得全盤托出，撰成一篇長稿，公開發表在了武漢《力行日報》之上。此舉倒不是為了給學生們授業解惑，也不是為了與別的“紅學家”切磋研討，最初的起因，只是為了澄清朋友圈裏一度稱其為“妙玉”化身的戲談。此文開篇首段，明確表達了為文初衷，吳宓這樣寫道：

　　昔年在清華園中聚餐，同座諸友以《石頭記》中人物互擬。劉文典教授以宓擬妙玉，謂宓“氣質美如蘭，才華馨比仙”，我實愧不敢當。然心中亦頗自喜。南渡後，居昆明，乃改《世難容》曲，以自悼自況。於是世傳宓嘗妙玉雲雲，其實非也……然宓於《石頭記》中人物，所最愛敬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者，厥為紫鵑。

　　原來，吳宓在清華任教時，曾與諸多友朋以《紅樓夢》中的小說人物相互比擬。這就類似於近現代文化圈裏曾流行一時的什麽“文壇點將錄”、“畫壇點將錄”之類，是將文學文藝領域內的一些傑出或活躍人物，用《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名目來加以比擬。而吳宓一幫人，則是用《紅樓夢》人物來加以比擬的，自然又別有風趣。

　　清華友朋之中，著名學者劉文典將吳宓比擬為“妙玉”。吳宓雖“愧不敢當”，“然心中亦頗自喜”。這相當於說，吳宓當時是表面上謙稱不可，而內心卻對這樣的比擬感到“自喜”的。“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吳宓隨清華師生南遷至雲南昆明，一度仍以妙玉的精神氣質“自悼自況”。不過，情隨世變，時過境遷，在流徒西南後方的後半生歷程中，吳宓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最愛是“紫鵑”。

　　於是，吳宓寫成了這一篇《論紫鵑》，在武漢的報紙《力行日報》上全文發表了出來。此舉一方面要說明自己從精神氣質與情懷寄托上而言，已不是先前友人們評說的那樣接近於“妙玉”了；另一方面，則是要表達自己確實非常推崇“紫鵑”的情懷與操守，如果可能的話，自己的後半生更願意盡力做一位像“紫鵑”那樣的人物。

　　之所以那麽推崇“紫鵑”，吳宓的理由非常充分：簡言之，這是一位忠於理想的人。認定“紫鵑”是一位忠於理想的人，乃是出於其傾心愛護、全力守護“林黛玉”之故。吳宓為之解釋稱：

　　《石頭記》一書所寫之理想精神，為“美”與“愛情”，而此理想與此精神完全表現寄托於林黛玉之一身。林黛玉者，美與愛情之結晶也。黛玉既為此理想與精神之代表，不得不終生憂傷憔悴痛苦呻吟，而彼時大觀園中能同情而贊助林黛玉者誰乎？曰：紫鵑一人而已。

　　一番解釋之後，吳宓遂列舉《紅樓夢》回目中關涉紫鵑的多處情節，逐一點評其“忠於理想，甘為理想犧牲”的種種事跡，可謂贊佩之至。文末，吳宓向親友世人宣稱：

　　詩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實敬愛其人。吾願效絜紫鵑，且願引紫鵑以自勉，終吾之余年也。吾親吾友，欲知宓者，請睹紫鵑！

　　這一文末宣言，足見這年過半百的吳大教授，的確已將“紫鵑”視作了自己的靈魂楷模，確實是愛“紫鵑”愛得深沈啊！

　　聯系到吳宓晚年的景況，那“忠於理想”的甘苦自知，那近於“紫鵑”的生涯行跡，既可謂一語成讖，亦可謂求仁得仁。當然，這樣的比擬與說辭，幾乎又回到“索隱派”的做派，那是“舊紅學”的老套，可不是“新紅學”的旨趣。在此，權作題外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