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考工記》講了一段怎樣“營國”(修建都城)的話：“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現在，許多講中國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證這段話，異口同聲地說：中國古代的都城就是這個樣子。這個看法相當深入人心，好像已經不太容易改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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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考工記》記述了關於周代的王城建設和空間布局：“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吳良鏞先生早就說過，這不過是中國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說，《考工記》講的東西，是掛在嘴上、畫在紙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考古學家已經發掘研究了幾乎所有中國古代的名都，嚴格來說，這些都城都不是《考工記》說的那個樣子。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古書記載的不都是事實，還有思想，不分清這兩者，就會把紙上的當成地上的了。

　　任何發達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兩個世界，理想的與現實的，或稱為應然世界與實然世界。

　　世界是物質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學的敘述中，乃有兩個世界。任何發達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兩個世界，理想的與現實的，或稱為應然世界與實然世界。

　　對現實世界的具體的地理描述從來都不缺乏，無論在哪個民族的知識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謂地理學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間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理想世界觀上。人們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發現某種更高層次的“一致性”，這個一致性規定著、說明著世界的本質。正是由於這種執著的追求，人們在地理學思想中建立了各式各樣的一致性原則，用以解釋、論證世界應該是什麽樣子，即所謂“應然世界”。

　　中國王朝人士曾發展出一套強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們將具體的王朝疆域構建為一個天經地義的、具有崇高價值的核心世界，並作為一種理念，升華為信念、信仰。“國破山河在”，“但悲不見九州同”，正是這類信念，成為王朝之不可動搖的另一種根基。歷史證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堅定理念的支撐。

　　在中國的王朝地理學中包含理念世界，只是這個理念世界不像希臘數理世界那樣出身高遠，而是由經驗層面向理念層面的躍升，“九州”觀念就是這樣的例子。同樣是“九州”這個概念，可以分身為兩個世界的代表，一個在現實世界，是《禹貢》的敘述，另一個在理念世界，如《呂氏春秋·有始覽》的敘述。

　　“九州”是先秦時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獻敘述“九州”者主要有《尚書·禹貢》《周禮·職方》《呂氏春秋·有始覽》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書《容成氏》等。在對“九州”來源的敘述上，《禹貢》《容成氏》以為源於大禹治水，這是儒家立場。儒家不講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強調人文世界的開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聖賢取火設巢、平定災難的結果，“九州”這個人間的區域體系就是大禹在救災之後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設的。《有始覽》的理論立場是道家自然主義，兼有陰陽說的含義。在《有始覽》的敘述中沒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講“天地合和”之大經時出場的。地上的“九州”與天上的“九野”相對應，它不是聖賢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質。這時的九野、九州屬於理念世界觀。

　　“州”的字形出於河州的實際樣子，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有“九州”概念的樹立。“九州”又漸漸在社會思想中生根，終成為一種具有永恒價值的秩序。古代中國的理念世界包括道德環宇、天下王朝、五行世界等幾大方面。其中天下王朝觀的現實意義最強，但同樣具有厚重的理念價值。九州的概念也是雙重的，是現實的，也是理念的，它是王朝世界觀的基礎概念之一。

　　在所見中國地理學史研究中，無不敘述現實世界知識的積累過程。但不少著作常常略去理念世界觀的內容，以為無甚價值，或責其荒誕。這是受了現代科學地理觀的影響。在科學史觀的影響下，除了具有科學意義的思想觀念，別家觀念都不足論。王庸正是出於這樣的想法，曾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的地理學。

　　地理學在不斷地追求兩個世界的協調性，從古至今已經解釋了各種“詫異”，但人們發現“詫異”是永恒的，人類又在不斷地變換目的，這些正是地理學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王庸應商務印書館的邀請，編寫《中國地理學史》一書。這是現代學者首次撰寫這個題目。不過，王庸對在這個題目下寫作頗感困惑，他認為，“明清以前，除地圖地誌以外，實在沒有多少系統的地理學可講。”但是，“這是題目的限制，沒有辦法！否則，我寧願把本書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盡量擴充，而把書名改稱為《中國地理圖籍史》，或是《中國地圖地誌史》。”王庸說得很明白，他是勉強使用《中國地理學史》這個書名的。

　　中國古代文獻中含有大量地理知識的記錄，有些話也很精彩，只不過它們多是零星片斷的。王庸並非沒有註意到這類片斷記載的地理知識，但他認為：“至於其他片斷學說，間有與現代地理學相合者，如朱子有類乎地質學之學說，沈括知指南針有磁差之類，則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過於嘗試錯誤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統之科學。”這裏，王庸強調的是“系統之科學”。王庸的看法是正確的，知識的零碎狀態與系統狀態，其意義、價值大不相同。只有系統化，才可以建立“一致性”的世界，才是“系統之科學”。

　　不過，科學的一致性的世界觀在中國古代盡管沒有，但其他家派的一致性世界觀是存在的。在中國古代有沒有地理學這個問題上，王庸是過於偏執了。盡管如此，王庸所強調的學問或學科要有系統性、一致性的特點，仍是個重要見解。

　　地理學應包括兩重內容，經驗事實的搜集與理念系統的建立。在對經驗世界的知識搜集時，關鍵在於實事求是、實話實說，可以沒有一致性、連貫性、系統性。這是誌書的特點。而在對理念世界作描述時，必須具備一致性、連貫性、系統性。理念世界並非沒有現實要素，但現實要素在理念世界中被重組，就像掉落的蘋果被置入力學體系中一樣。現實世界亦並非沒有理念的浸入，但其目標不在於此。地理學的這兩個世界也可以看作是敘述的兩類出發點，在某個部分是重合的，但方向不同。

　　哈維說，不同的地理哲學推出不同的地理世界。這是理念世界的特點。人們眼前的經驗世界就是那個樣子，但在地理學中的理念世界可能是多樣的，詹姆斯的講地理學思想史的書名為《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註意，這裏英文的“世界”一詞用的是復數。

　　一般來說，人們以為對現實世界的了解是確切的，這種確切給他們很強的自信心。但是，面對現實又總有對世界作進一步解釋的願望。哈維在《地理學中的解釋》一書中說：對於解釋的願望來源於對某些經驗產生一種詫異的反應。這種詫異，是在一種已定情況之下的預料和我們對它的實際經驗之間的衝突所產生的。然而在提出一種解釋的過程之中，我們可能會發現其他的詫異和衝突需要解釋，這種“問題－答案相互作用的過程會最後導致產生條理化了的知識體系”。這裏需要補充一點，對世界的解釋不止是消解詫異，還有人的目的。

　　每一種解釋似乎都會還原到經驗世界裏面去，但這種還原只是部分的。經驗世界、現實世界是具體的、混雜的，而解釋出來的理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地理學在不斷地追求兩個世界的協調性，從古至今已經解釋了各種“詫異”，但人們發現“詫異”是永恒的，人類又在不斷地變換目的，這些正是地理學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作者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唐曉峰)

　　(原標題：《考工記》講的東西，是掛在嘴上、畫在紙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地理學的兩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