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通社5月26日電 題：三方面因素造成美國控槍難
香港中通社記者 李彥洲
當地時間24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南部尤瓦爾迪市一所小學發生槍擊事件。警方表示，槍擊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已升至21人，死者中包括19名兒童，兩名教師。嫌疑人為18歲的美國公民，目前已經死亡。這是自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以來，美國境內致死人數最多的校園槍擊事件。
而就在不久前，一名18歲槍手於5月14日闖入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家超市射殺顧客，造成10人喪生、3人受傷。
據統計，2022年年初以來，美國中小學校已發生137起槍擊事件，相當於幾乎每天都發生；去年全年數字則為249起。
在槍支暴力如此嚴重的情形下，美國控槍、禁槍運動仍遲遲無法取得突破，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對此，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聰悅26日向香港中通社記者表示，美國控槍難是其制度因素、利益糾葛和現實矛盾激化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王聰悅解釋說，制度方面，個人擁槍自由首先源自美國歷史上對民兵的倚重與對政府的不信任，並在憲法第二修正案及聯邦最高法院支持個人武裝的判例中得到不斷強化。
利益方面，槍支產業的繁榮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政治運作的產物，諸多政壇精英、槍支彈藥製造商與以“美國步槍協會”為代表的反控槍遊說團體利益相互捆綁，牽一發而動全身。更複雜的情況是，盡管美國目前是全世界最多平民死於槍口的國家，但該行業每年向美國政府繳納高昂消費稅，2018年對整個美國經濟活動的貢獻超過520億美元，在過去十年間創造了近15萬個新就業崗位。因此從精英利益的護持和集體利益的權衡來看，擁槍與控槍兩方各執一詞。
而現實矛盾的激化則充當了控槍議題日益詭譎的助推器，其中既包括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角力過程中將公民持槍問題過度政治化，是否佩戴槍支成為公民政治立場歸屬的標誌之一，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和嚴重身份認同危機也加劇了各類槍支暴力爆發的可能性，使民眾陷入了恐懼人身受損-囤槍用槍-身受其害-更加恐懼的惡性循環當中。
王聰悅指出，從這個角度講，每當美國出現槍支暴力後，輿情都會一邊倒傾向控槍，但最終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歸於平靜，畢竟擁槍問題在美國人看來不僅有關憲法甚至有關“國本”。
數據顯示，美國民間持有超過3.93億支槍，約合每百人120支。據美國司法部近期發佈的一份報告，2000年至2020年，美國槍械製造商總計為商用市場生產槍支逾1.39億支，僅2020年一年就生產了1130萬支。
在美國歷史上，有九位總統曾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的會員，最後一位就是上任總統特朗普。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捐出的競選資金高達5440萬美元，其中，他們為特朗普砸下了3000萬美元。
當被問及美國為什麼不能像澳大利亞、新西蘭那樣通過立法限制擁槍時，王聰悅表示，這裡很重要的因素是上面談過的憲法因素，以及憲法保護個人權利自由的信念，而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美國的民眾在控槍立場上非常分裂，這種分裂是社會極化、政黨角力的必然結果，反過來也導致美國很難提出一個各方滿意的整改方案，最後“白人中心主義”也是美國槍支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的重要誘因，擁槍是白人的特權，控槍約等於削弱白人的特權優勢，這在當下極右翼思潮復歸的美國是很難實現的。（完）
